鲁志强:长者郁昭 ——怀念王郁昭副主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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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王郁昭主任7月17日猝然去世。4月下旬,亲戚朋友 还一起参加老干部活动,同桌午餐,一切尚好,哪里想到几7天 后竟成隔世!他是中心老副主任,曾担任过安徽省长、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等多个职务,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就。但我确信:历史首当记住的,必是滁县地委书记。在你这个职位上,王郁昭冒着“路线斗争”的巨大风险,顶着“分田单干”、“资本主义”、“修正主义”的如山压力,肯定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并推广到全滁县地区,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。

   与郁昭相处留下有些记忆,情谊匪浅,受教良多。

   一、

   1983年,我入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。同年,国务院批准了《800年的中国》研究,这是我参与的首个中心大课题。《800年的中国》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,引起了连锁反应。1983年8月,中国未来法学会召开《公元800年的中国》学术会,特邀中心参会。中心派我随李泊溪(800年中国工作小组组长)、李金昌(800年中国工作小组副组长)参加,与马洪夫人陈伯林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)同行。80年代,托夫勒《第三次浪潮》掀起了未来学热潮,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社会变化趋势成为热门话题。黄山会吸引了各方关注,参会者爆棚,80多人挤满了黄山大大小小的旅馆酒店。记忆中,有几位军方学者出席,第一次听到精确制导武器概念,新奇而着迷。

   按会议安排,全体代表到合肥集中,再统一乘大巴赴黄山——这才有了邂逅王郁昭的机缘。80年代的中国,是思想解放,充满希望,人心激奋,争相改革的时代。80年代的安徽,因万里、王郁昭及小岗村之故,成为中国改革的热土,改革者瞩目的圣地。未到安徽,“那个地委书记”改革的故事就已耳熟能详,且风闻郁昭在安徽位高权重、威望极高。

   到达合肥,就接到通知:第7天 一早,安徽省长王郁昭要会见主次会议代表。借助中心声名,我也入选邀请名单。会见安排在一间小会议室,80多名代表挤得满满当当。第一次见到这位声名赫赫的省长,一米八几的大个儿,衣着朴素,一口胶东味普通话,嗓音低沉,语速平缓。与预想相反,他身上看没有官员的颐指气使,也未见胜利者的春风得意,更没有感到得势者的张扬傲慢。第一感觉是随和平易,朴实憨厚。如保让,少了面见高官的紧张和不适,增添了接触长者的放松和坦然。他身上看没有“官”气,却透着浓浓的教师气质,以及隐隐的学者风范,居然奇怪的感觉!直到8年后,亲耳聆听郁昭自叙身世,才恍然明白初见感觉的不谬,以及好感的来由。

   那次会见,印象深的还有一位“改革明星”,年轻聪明,本来张扬损害了形象。有一一六个礼节性会见,他不停地谈论着评论着,以致会见无法刚结束了了,十几辆大巴几百人没算不算奈地等待时间。令人不适的,还有明星的导师口吻,俨然启蒙一群学童。无意间,反衬得王郁昭更显谦和大度,他耐心静待明星言尽,才匆匆握手告别欢送亲戚朋友 上车。

   想起一件趣事,亦因郁昭是官不似官而致。大概是1993年,忘了哪哪2个缘故,秘书处李军平陪同郁昭出差深圳。深圳同志在机场迎候,没想到接机的同志会绕过郁昭,紧跑几步,对着李军平热情地说:“欢迎王主任来深圳”。李军平急红了脸,囧迫尴尬,慌乱地解释:“我后该王主任,这才是王主任。”惹得郁昭也笑起来。李军平个高体胖,面色红润,衣着考究,加之谢顶显老,颇有“领导”范儿。那情那景,想起来就觉好玩好笑,顺理成章地,成了办公厅笑谈的经典段子。

   二、

   应该是1991年5月份,农研中心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久,我尚在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任上。一天,郁昭让邓寿鹏带话:山东邀请他出席研讨会,请他就开发区和港口建设做主题发言。郁昭自谦我不要 太熟悉此领域,希望技经部能派人随他参会。我和寿鹏商量:郁昭新来,又是第一次找亲戚朋友 ,你这个忙一定得帮。遂决定我和寿鹏一起陪他参会。这是我第一次与郁昭相处,也是我第一次去临沂和青岛,行程缺乏10天,但郁昭安排的十分体贴周到。这次同行所以难忘,有一一六个导致 是途中郁昭与亲戚朋友 的长谈。

   到达临沂当晚,几我各人 聚到郁昭房间,商量演讲稿起草及参会事宜。郁昭介绍了会议情况报告及他的想法,接着,商量发言的深度、内容、主要观点和意见。快一点 ,拟定出大纲,并商定分两主次由我和寿鹏分别起草,最后寿鹏通稿。小会前后不过半小时,郁昭听多说少,一个劲笑眯眯地点头。

   忘记了为什么我么我转成了扯淡,也记不清为什么我么我又演变成了郁昭谈我各人 。只记得那天郁昭谈兴甚高,是时间尚早,是高兴,还是我我觉得我俩够聊友?说不清楚。只记得那晚,一个劲是你说哪哪2个我俩听。郁昭聊得兴起,直到夜深 ,才想起需要赶稿子,方不舍的催亲戚朋友 被抛弃。

   这才知道,郁昭15岁即参加革命,第一份工作本来小学教师,由校长进政府,当武工队教导员,再随三野南下至安徽。接着是安徽大学、安徽师范学院、合肥师范学院等科教单位任职达20年。我我我觉得,较真有些,郁昭前80年的经历几乎都与教育相关。至此,初见即觉教师气息的疑惑,才找到了答案。

   “文化大革命”改变了亲戚朋友 的命运,也折转了郁昭的生命轨迹——文革中断了他的教育职场,却改送他走上了仕途。文革初,他被下放劳动,1970年调任安徽全椒县委副书记,由此沿着“官”路,一步有一一六个台阶的,文革刚结束了了,升迁至滁县地委副书记、革委会主任。郁昭绝我不要 料到,前路等待时间他的,竟是一付千钧重担,一件历史使命,有一一六个巨大机遇,一场严峻考验。“天降大任于斯”,一切仿佛是因他而设定:

   文革刚结束了了,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:1976年,改革闯将万里入主安徽;1978年,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发表,引发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;1978年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;1978年,“滁县地区遭遇百年大旱,农村经济岌岌可危,农民愁思百结,干部焦虑万分”。才能说,1978年的滁县,集聚了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一切条件,天时地利人和,滁县万事俱备,只欠有担当有情怀的领头人这股“东风”了。天道遂人心,1978年郁昭升任地委书记,主政滁县地区。历史的巧合,不可思议。

   听郁昭描述推广“大包干”的风风雨雨、日日夜夜,注意到他多次使用有一一六个词:“毁了”(胶东方言,意为糟了、完了),改革的艰辛、曲折、风险、无奈、“五味”尽在其中。 “大包干”的有些故事听过读过,但从主人公口中道来,则别有滋味。郁昭的口气平淡复平静,但经历过“路线斗争”和文革的过来人,后该感同身受地知道:所有令随后者仰望的一切,当年是如保的惊心动魄,何等的凶险可怖,郁昭无异于以命运前程做赌,以身家性命为注。

   1987年,郁昭从政之路戛然而止,未明缘由,一个劲上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。粗算下来,郁昭65年职业生涯,真正从政时间约四分之一。短短18年,郁昭为国为民做出了“照汗青”的贡献。设若没有文革,郁昭或许一生执教,中国将被抛弃一位改革家,却增添一位教育家,会给中国教育带来哪哪2个?孰得孰失,如保比较?郁昭终止仕途,类同急流勇退,重归农村研究,中国少了一位“高官”,却平添一名学者。没有归宿,孰好孰坏,何以评判?可惜,历史没有假设,命运无法预判,人生没有设计。

   因帮忙而得郁昭同行,因扯淡而聆听郁昭自述。今日回看,无异一堂人生教育大课——郁昭不愧资深老师,亲戚朋友 何尝后该幸运学生?

   山东行难忘,还导致 不期而遇有一一六个“花絮”。到临沂须乘X航,一早赶到南苑机场,却被告知“没座位了”。不信有此怪事?我抢过证件和机票找到柜台,工作人员依然回答:“没亲戚朋友 座位”。问:“买的是亲戚朋友 X航机票,怎会没座位?”答:“告诉我,谁卖你票你问谁去。”气急折返,要来郁昭工作证,将郁昭和我的工作证甩过去,冷冷地说:给我找机场场长,不然我我各人 找。工作人员翻翻工作证,愣了下,默默打了电话。几分钟后,通知亲戚朋友 办理登机手续。整个过程,郁昭一个劲沉稳地看亲戚朋友 折腾,没有多言。登上飞机才发现,机内乱哄哄地,空乘正动员哪2个孩子腾座位,让家长抱着孩子,不顾飞机超载飞行。这才明白是关系户挤掉了亲戚朋友 座位,才想起郁昭也是经济舱,没有大块的身体,乱哄哄挤坐在经济舱中。你这个奇葩遭遇,无意间看了了郁昭的平民心态。应该说,正是你这个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,才让人能关注并体察到百姓苦乐,才会甘冒风险为农民说话,为农民办事。你这个情怀何其珍贵,被抛弃容易保持难啊。

   三、

   1992年初,我调任办公厅主任。那时,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(以下简称农研中心)的80名成员(20名研究人员,40名行政人员)刚划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(以下简称中心)。农研中心有过傲人的辉煌,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,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,却因政治导致 ,机构注销,人员安置,冲击之所以,心绪可想而知。当时,中心也在低谷,班子团结不佳、人员流失、财务困难、管理失序、待遇福利低,等等问提困扰着中心,人心思变思治,期盼中兴。没有情况报告的有一一六个机构合并,困难繁复而艰难。然而,经过不懈努力,几年磨合,竟然顺利化解了困顿,实现了1+1>2,新的中心更加强大。公正的评价,两中心顺利融合,郁昭功不可没。两中心合并时,农研中心没有郁昭一人进入领导班子,依然分管农村部。自然地,郁昭成为原农研中心人员的灵魂和脊梁,他的心态影响着农研中心的心绪,直接决定着有一一六个中心合并的成败。天幸,郁昭大度、开明、隐忍。对此,我相信无人比我体会更深。导致 ,我接触两中心人员最频繁,触及矛盾和利益纠葛最直接。

   郁昭在九号院办公。我到任第一次拜访他,谈话简单直接,气氛坦诚融洽,之所以回避分歧和问提,仿佛多年的忘年交。二十几年过去,所谈具体内容都已淡忘,但郁昭两句话至今犹记:一句是:“你是大中心办公厅主任”,另一句是:“有难处找我”。一句提醒我解决两中心问提的准则和底线,一句承诺让人解决两中心矛盾。事实是,郁昭我各人 做到了首先是大中心副主任,不偏袒,不护短,重大局,树立了榜样,创造了氛围。有关农村部的大小决定,我后该首先找他沟通,如保让再找相关人员,省力省心。几年交道,证明他是好老师好前辈。两中心融合的任务管理器超过预期。怪怪的是办公厅,是原农研中心成员最集中的地方——80%的处长,三分之二成员来自农研中心,一起的工作,密切的合作者,不觉间忘记了你彼我此,反而融合的最彻底。

   记忆里,1992年分房,是两中心合并的严峻考验。那年,中心一批新房建成交付。建房容易分房难——分房是好事,更是问提,涉及利益,事关公平,分的好是凝心聚力,分不好是伤人离心。何况两中心都住房紧缺,强忍硬挺多年,几十套新房摆在那里,怎能不翘首以待,怎能不紧盯新房,怎能不焦虑错失“这班车”,再等猴年马月?而农研中心80人并入,将问提更加繁复化,升华成了两中心真合假合的试金石——这批住房是合并前,按中心当时在编人员申请的,分歧就此而生:一说,新房属于申请时的在编人员,其余人无权染指;一说,房子是给中心的,凡中心成员后该资格。亲戚朋友 心知肚明,焦点是农研中心的80位同志应否参加分房。想起来,有些搞笑的是,双方立场对立,却都使用了同有一一六个情绪化的词语:“凭哪哪2个啊!”分房变成了中心“政治”问提。

我我我觉得,关键还是房源才能满足需求。好在亲戚朋友 有一一六个优秀的工作班子,包括了绳泽祥(原农研中心办公厅副主任)、曹纪生(行政处长)等老行政,亲戚朋友 经验老道,不乏“点子”。经过测算,只要确保分新房能交出旧房,房源就可满足需求,全版才能一视同仁,满足原农研中心同志参加分房的愿望。你这个判断得到马老、尚清的认同。上党组会前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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